龙西乡荧光村跑,悦动山水间
龙西乡荧光村跑,悦动山水间
龙西乡荧光村跑,悦动山水间潮(cháo)新闻客户端 执笔 汪子芳 杨一凡
一公里(gōnglǐ)宽的江面上,一艘双层渡轮缓缓启程,从永嘉县瓯北码头驶向对岸(duìàn)的温州安澜码头。顺着江面望去,不远处是横跨瓯江的瓯越大桥,对岸则是温州市区鳞次栉比的高楼(gāolóu)。
近日(jìnrì),一则永嘉瓯北至温州安澜航线(hángxiàn)的“停运公告”,将轮渡再次推到了台前。这(zhè)条温州曾经最火爆的航线要永久停运了吗?记者了解到,航线只是因潮汐规律,在低潮位时做出暂时停航的调整。
航线虽未关停,客流锐减却是不争的(de)事实。这则公告激起层层涟漪,勾起了无数人关于渡轮(dùlún)的记忆。渡轮不仅是交通工具,更是城市(chéngshì)变迁的见证者。如今,还有谁在乘坐渡轮?它还能以什么样的方式,与(yǔ)这座城共生共荣?未来又将书写怎样的渡口故事?
“电瓶车大军”成主力乘客(chéngkè)
清晨7时许,从永嘉开往(kāiwǎng)温州市区的渡轮利落地破开(dìpòkāi)江面,船尾拖曳出长长的水痕。
永嘉瓯北至温州安澜航线的轮渡 记者 汪子芳(fāng) 摄
此时正是早高峰时段(shíduàn),渡轮上挤满了上班族和“电瓶车大军”,28岁的陈正传便是其中(qízhōng)一员。家住永嘉县瓯北街道的他,大学毕业后进入温州市区(shìqū)的一个部门上班。家和单位隔江相对(xiāngduì),距离两边的码头都很近,渡轮便成了他的日常通勤工具。
“坐着渡轮横跨瓯江上下班,没有比(bǐ)这更便捷更酷炫的通勤方式了。”陈(chén)正传(zhèngzhuàn)说道。小时候家里新买了车,爸爸开车带着他坐车渡到市区,那种时刻也特别新奇。
说起和(hé)渡轮的缘分,陈正传印象最深的是当年的囧事。6年级暑假,他和几个朋友相约(xiāngyuē)去(qù)温州市区的景山公园玩,小伙伴们坐渡轮到市区后,却不小心坐反了公交车,“公园没去成,乌龙的记忆(jìyì)却可以记一辈子。”
下班的晚高峰,陈正传常常伴着夕阳回瓯北,天上尽(jǐn)是火红色的云朵,西沉的落日斜斜地铺在(zài)江面,开阔的水面映着满目金黄,瓯江上的“落日剧场”,让一天(yītiān)的“班味”一扫而空。
永嘉县轮船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马永驰告诉记者,安澜码头曾是(shì)浙南地区最大的码头,1993年永嘉瓯北至温州安澜航线(hángxiàn)开通时,每天都有四五万人次的“轮渡大军(dàjūn)”。如今每日运行100多个班次,但是客流量一再锐减,每天只有(zhǐyǒu)五六千人次,不足最高峰时的十分之一。比起(bǐqǐ)以前,如今“电瓶车大军”成了主力乘客。
轮渡上(shàng)的“电瓶车大军”受访者供图
正午时分的船舱显得(xiǎnde)有些空荡荡,细数之下只有30多人。67岁的老钟抱着蛇皮袋坐在窗边,袋子里是老家亲戚给他准备的玉米、番薯等蔬菜。老钟从永嘉(yǒngjiā)到市区(shìqū)定居已经有40多年,船票也从最早的2毛钱涨(zhǎng)到现在的2块钱。
在老钟的(de)记忆里,曾经的轮渡更像(xiàng)一个(yígè)公共空间,船上除了密集的行人,还摆着各色山货、海货以及(yǐjí)南货,说书讲故事的老师傅也不知疲惫。“有人赶路有人做生意,轮渡就(jiù)像一条生命线,大家求学、结婚、或者外出看病都要坐船。”如今,喧嚣热闹的叫卖声被手机短视频的声响取代,轮渡已不复往日的热闹场景。
在乘客中(zhōng),记者发现许多外卖小哥的身影。“瓯越大桥(dàqiáo)禁止电动自行车通行,从东瓯大桥过去要绕路半个多小时,坐轮渡过江只要5分钟,省了太多时间。”来自湖南的小哥向仲军指着手机(shǒujī)上的导航软件说道。除了早餐和麦饼等(děng)美食外卖,他还为客户送过(sòngguò)文件和其他小物品。
瓯江两岸(liǎngàn)分布着众多餐饮店,将坐船作为过江的第一选择,轮渡(lúndù)上的外卖大军,打开了两岸生活的新方式。
一部(yībù)浮在水上的城市史
瓯水弄潮,水网密布江河湖海兼具的(de)温州,自古以来水运发达,早在春秋战国时期,温州就出现了原始港口的雏形(chúxíng)。
“借问同舟客,何时到永嘉?”唐代诗人孟浩然的名句,更是为温州(古称永嘉)留下了诗意的注脚。2022年出土的朔门古港(gǎng)遗址(yízhǐ),则实证了宋元(sòngyuán)时期温州港的繁华地位。那是一座真实存在的“千年商港”,北通(běitōng)大运河,南连海上(hǎishàng)丝路,是东方与世界的节点。古港遗址中发现的青瓷碎片、海船构件与海外陶瓷,向人们展示(zhǎnshì)出彼时温州的开放气质与商业活力。
宋元时代(shídài)的(de)瓯江,不仅是货运动脉,更是文化传播的通道。文人墨客、水手商贾,在码头聚散,留下诗句、传说与买卖的喧闹。渡口与船只,成了(le)温州精神的象征——敢为人先,勇于探索。
然而,对于世代生活于此的人而言,江河却意味着(yìwèizhe)不少的阻隔,“过江摇橹(yáolǔ)、出门摆渡”的日常,充斥着无数周折与不便。
温州境内有瓯江、飞云江、楠溪江三条江,江河阻隔,以前不管(bùguǎn)去哪个方向都要坐渡轮。“最早的(de)购票凭证还是特制的竹签,上船后交给管理人员,后来才有了船票。”在温州老城区的一个工作室里,79岁的黄瑞庚(huángruìgēng)指着墙上的一张地图(tú)介绍道。这张绘制于(yú)18世纪末的温州府城图,原版(yuánbǎn)藏于英国国家档案馆,上面还标注着温州开埠设立英国领事馆的信息。细看100多年前的地图,历史的浩渺(hàomiǎo)感扑面而来。
黄瑞庚介绍温州18世纪末的航船交通情况 记者 汪子芳(fāng) 摄
曾(céng)在文化系统工作数十年、作为温州市文联顾问的黄瑞庚热衷于收藏温州老照片(lǎozhàopiān),其主编的四本《温州老照片》记录着温州从清末、民国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城市变迁(biànqiān)与百姓生活。在这些泛黄的老照片里,轮渡与大桥的此消彼长,是不可忽略的一部分(yībùfèn)。
黄瑞庚(huángruìgēng)以前在(zài)温州市工人文化宫工作时,常常(chángcháng)要带队去县里进行文艺交流,或者创作写生,每一次出门都要做好舟车劳顿的(de)准备。往北前往永嘉、乐清,需要在安澜(ānlán)亭渡口横渡瓯江,向南去瑞安、平阳、文成(wénchéng)和泰顺,也要在飞云江畔排队等车渡。如果要去外地,渡轮再转车到丽水或者金华的火车站。“以前有人开玩笑说,飞机从东半球飞到西半球了,而我们的汽车还在等轮渡。”黄瑞庚回忆,彼时(bǐshí)排队的车流经常有数百米长。
“温州死(温州话里与“水”发音相近)路一条。”这句俗语,曾是温州人对交通不便的无助喟叹。在瓯江(ōujiāng)上造桥(zàoqiáo),是温州人长久以来的梦想。1984年9月(yuè)25日,原先的梅岙渡口建起了第一条横跨瓯江的大桥,结束了两岸长期靠摆渡往来的历史。“瓯江大桥开通仪式上,两岸挤满了前来庆祝的人群。”当时(dāngshí),黄瑞庚带队的市(shì)中西乐队,在现场(xiànchǎng)见证了大桥的通车。回忆起当时的盛况,老人难掩激动。
万古天堑,已成通途。这座瓯江上唯一的“80”后大桥,也已经(yǐjīng)过了“不惑之年”。后来,瓯江上又(yòu)陆续建起多座大桥,如今共有13座公路桥、2座铁路桥(tiělùqiáo)。
温州的瓯越(ōuyuè)大桥 图源 视觉中国
对于渡轮客流的(de)变化,在瓯江“摆渡”了(le)大半辈子的老船长王震感触最深。1993年瓯北安澜航线开通时,刚满20岁的他就在轮船公司工作,见证了30多年来渡轮从(cóng)热闹到萧条的沉浮。
“以前有码头才会兴旺,一座码头就是一个城市发展的灵魂。”起初做售票员的王震(wángzhèn),目睹过每(měi)一个乘客(chéngkè)行色匆匆的身影。1997年7月1日,香港回归那天,当日客流量创下了7万多人次的最高纪录,作为售票员的他更是从凌晨四五点忙到了晚上(wǎnshàng)十点。
1998年考取船员证书,王震正式成为一名船长,开始瓯江两岸的“摆渡人”生涯(shēngyá)。可繁忙(fánmáng)的日子没有持续太久,他就迎来职业生涯中的第一次“大转折”。2000年8月11日,连接温州(wēnzhōu)市区、江心屿和瓯北的东瓯大桥建成通车(tōngchē),轮渡开始逐渐走向衰落。
“东瓯大桥通车(tōngchē)的那一天,船舱一下子空了一半。”王震(wángzhèn)回忆。后来,瓯江上每座大桥开通(kāitōng)的日子,王震都会仔细地记在家里的日历上。和这些日期相伴的,是轮渡客流量一次又一次的下滑。
尽管水上运输日趋没落,但安澜码头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(zhe)市民出行的(de)功能。但热闹的日子终究退潮了。如今,他(tā)和几位同事还坚守在这个岗位上。客少了,但水上的守望依旧。
渡口不仅是交通的节点,更是承载着无数人记忆与情感。客流减少后,那些曾经(céngjīng)辉煌过的渡口码头将(jiāng)何去何从?
渡口(dùkǒu)是最古老(gǔlǎo)的交通方式,温州市交通局港航管理中心安全处处长林海介绍,温州此前内河及(jí)沿海共有40个渡口,今年有9个渡口因客流锐减、设施老化、渡口搬迁(bānqiān)等原因停用,目前31个仍在正常运营。
如今,轮船公司共有56名在岗职工,但退休人(rén)员已经超过150人,员工(yuángōng)平均年龄超过50岁,“招不来新人,年轻人不愿意干。”
面对日益(rìyì)收缩的客流,转型成为摆在面前的现实选择。
在国内,轮渡的(de)(de)转型尝试已有不少成功案例。重庆曾经的朝天门轮渡,如今转型为“两江游”观光航线,成为游客夜游(yèyóu)重庆的热门项目。哈尔滨的戊通码头则被改造成文创市集,依托航运历史,发展“城市礼物(lǐwù)”产业。
江涛依旧,渡船(dùchuán)何往?永嘉(yǒngjiā)轮船公司也酝酿着(zhe)自己的“变形记”。“我们(wǒmen)一边提升基础设施,做好安全和服务,一边探新路,尝试用现有资源开发有码头特色的文创园。”马永驰(mǎyǒngchí)介绍。公司所在的码头占地面积(zhàndìmiànjī)27亩,包含办公楼、宿舍、候船室、机修车间、职工活动中心等,未来可以改造成码头文化展馆、创意咖啡工坊等,也可以引入相关主题的文创市集。
轮渡的交通价值在下降,但它的文化价值、旅游价值正在上升。“接下来,我们准备以码头为(wèi)锚,打造一个集航运服务、文旅休闲为一体的文创空间。”马永驰(mǎyǒngchí)告诉记者,目前,公司已对接相关设计团队和运营(yùnyíng)企业,洽谈(qiàtán)文创园区开发的关键问题。
“码头文化见证了温州的(de)发展,航线所处的正是瓯江的大通道、大动脉,文创园的开发(kāifā)具有很大的想象空间。”温州海事局瓯江海事处综合办公室主任吴海峰(hǎifēng)介绍,在客运航线安全的前提下,也乐见企业摆脱困境(bǎituōkùnjìng)借助瓯江的文化底蕴和区位优势,联动江心屿、古港遗址等资源,让企业实现从传统航运向综合文旅开发的转型(zhuǎnxíng)。
1921年(nián)的温州招商局朔门码头 采访对象供图
大桥飞架瓯江两岸,但数千年的桨声帆影未曾(wèicéng)远去。桥与渡的博弈,远非简单的替代关系。翻开黄瑞庚收藏的老照片,依稀记录着温州人古老的过江(guòjiāng)方式,曾经的渡口也在等待新的归舟(guīzhōu)。
瓯江奔流不息,瓯江畔的(de)朔门古港遗址,默默诉说着(sùshuōzhe)温州“千年商港”的辉煌历史,与之隔江呼应的江心屿双塔作为世界级古航标,共同汇聚(huìjù)起温州的古港文化。而依托古港文化,两岸的渡口故事如何书写,正期待着新的笔墨(bǐmò)。

潮(cháo)新闻客户端 执笔 汪子芳 杨一凡
一公里(gōnglǐ)宽的江面上,一艘双层渡轮缓缓启程,从永嘉县瓯北码头驶向对岸(duìàn)的温州安澜码头。顺着江面望去,不远处是横跨瓯江的瓯越大桥,对岸则是温州市区鳞次栉比的高楼(gāolóu)。
近日(jìnrì),一则永嘉瓯北至温州安澜航线(hángxiàn)的“停运公告”,将轮渡再次推到了台前。这(zhè)条温州曾经最火爆的航线要永久停运了吗?记者了解到,航线只是因潮汐规律,在低潮位时做出暂时停航的调整。
航线虽未关停,客流锐减却是不争的(de)事实。这则公告激起层层涟漪,勾起了无数人关于渡轮(dùlún)的记忆。渡轮不仅是交通工具,更是城市(chéngshì)变迁的见证者。如今,还有谁在乘坐渡轮?它还能以什么样的方式,与(yǔ)这座城共生共荣?未来又将书写怎样的渡口故事?
“电瓶车大军”成主力乘客(chéngkè)
清晨7时许,从永嘉开往(kāiwǎng)温州市区的渡轮利落地破开(dìpòkāi)江面,船尾拖曳出长长的水痕。

永嘉瓯北至温州安澜航线的轮渡 记者 汪子芳(fāng) 摄
此时正是早高峰时段(shíduàn),渡轮上挤满了上班族和“电瓶车大军”,28岁的陈正传便是其中(qízhōng)一员。家住永嘉县瓯北街道的他,大学毕业后进入温州市区(shìqū)的一个部门上班。家和单位隔江相对(xiāngduì),距离两边的码头都很近,渡轮便成了他的日常通勤工具。
“坐着渡轮横跨瓯江上下班,没有比(bǐ)这更便捷更酷炫的通勤方式了。”陈(chén)正传(zhèngzhuàn)说道。小时候家里新买了车,爸爸开车带着他坐车渡到市区,那种时刻也特别新奇。
说起和(hé)渡轮的缘分,陈正传印象最深的是当年的囧事。6年级暑假,他和几个朋友相约(xiāngyuē)去(qù)温州市区的景山公园玩,小伙伴们坐渡轮到市区后,却不小心坐反了公交车,“公园没去成,乌龙的记忆(jìyì)却可以记一辈子。”
下班的晚高峰,陈正传常常伴着夕阳回瓯北,天上尽(jǐn)是火红色的云朵,西沉的落日斜斜地铺在(zài)江面,开阔的水面映着满目金黄,瓯江上的“落日剧场”,让一天(yītiān)的“班味”一扫而空。
永嘉县轮船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马永驰告诉记者,安澜码头曾是(shì)浙南地区最大的码头,1993年永嘉瓯北至温州安澜航线(hángxiàn)开通时,每天都有四五万人次的“轮渡大军(dàjūn)”。如今每日运行100多个班次,但是客流量一再锐减,每天只有(zhǐyǒu)五六千人次,不足最高峰时的十分之一。比起(bǐqǐ)以前,如今“电瓶车大军”成了主力乘客。

轮渡上(shàng)的“电瓶车大军”受访者供图
正午时分的船舱显得(xiǎnde)有些空荡荡,细数之下只有30多人。67岁的老钟抱着蛇皮袋坐在窗边,袋子里是老家亲戚给他准备的玉米、番薯等蔬菜。老钟从永嘉(yǒngjiā)到市区(shìqū)定居已经有40多年,船票也从最早的2毛钱涨(zhǎng)到现在的2块钱。
在老钟的(de)记忆里,曾经的轮渡更像(xiàng)一个(yígè)公共空间,船上除了密集的行人,还摆着各色山货、海货以及(yǐjí)南货,说书讲故事的老师傅也不知疲惫。“有人赶路有人做生意,轮渡就(jiù)像一条生命线,大家求学、结婚、或者外出看病都要坐船。”如今,喧嚣热闹的叫卖声被手机短视频的声响取代,轮渡已不复往日的热闹场景。
在乘客中(zhōng),记者发现许多外卖小哥的身影。“瓯越大桥(dàqiáo)禁止电动自行车通行,从东瓯大桥过去要绕路半个多小时,坐轮渡过江只要5分钟,省了太多时间。”来自湖南的小哥向仲军指着手机(shǒujī)上的导航软件说道。除了早餐和麦饼等(děng)美食外卖,他还为客户送过(sòngguò)文件和其他小物品。
瓯江两岸(liǎngàn)分布着众多餐饮店,将坐船作为过江的第一选择,轮渡(lúndù)上的外卖大军,打开了两岸生活的新方式。
一部(yībù)浮在水上的城市史
瓯水弄潮,水网密布江河湖海兼具的(de)温州,自古以来水运发达,早在春秋战国时期,温州就出现了原始港口的雏形(chúxíng)。
“借问同舟客,何时到永嘉?”唐代诗人孟浩然的名句,更是为温州(古称永嘉)留下了诗意的注脚。2022年出土的朔门古港(gǎng)遗址(yízhǐ),则实证了宋元(sòngyuán)时期温州港的繁华地位。那是一座真实存在的“千年商港”,北通(běitōng)大运河,南连海上(hǎishàng)丝路,是东方与世界的节点。古港遗址中发现的青瓷碎片、海船构件与海外陶瓷,向人们展示(zhǎnshì)出彼时温州的开放气质与商业活力。
宋元时代(shídài)的(de)瓯江,不仅是货运动脉,更是文化传播的通道。文人墨客、水手商贾,在码头聚散,留下诗句、传说与买卖的喧闹。渡口与船只,成了(le)温州精神的象征——敢为人先,勇于探索。
然而,对于世代生活于此的人而言,江河却意味着(yìwèizhe)不少的阻隔,“过江摇橹(yáolǔ)、出门摆渡”的日常,充斥着无数周折与不便。
温州境内有瓯江、飞云江、楠溪江三条江,江河阻隔,以前不管(bùguǎn)去哪个方向都要坐渡轮。“最早的(de)购票凭证还是特制的竹签,上船后交给管理人员,后来才有了船票。”在温州老城区的一个工作室里,79岁的黄瑞庚(huángruìgēng)指着墙上的一张地图(tú)介绍道。这张绘制于(yú)18世纪末的温州府城图,原版(yuánbǎn)藏于英国国家档案馆,上面还标注着温州开埠设立英国领事馆的信息。细看100多年前的地图,历史的浩渺(hàomiǎo)感扑面而来。

黄瑞庚介绍温州18世纪末的航船交通情况 记者 汪子芳(fāng) 摄
曾(céng)在文化系统工作数十年、作为温州市文联顾问的黄瑞庚热衷于收藏温州老照片(lǎozhàopiān),其主编的四本《温州老照片》记录着温州从清末、民国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城市变迁(biànqiān)与百姓生活。在这些泛黄的老照片里,轮渡与大桥的此消彼长,是不可忽略的一部分(yībùfèn)。
黄瑞庚(huángruìgēng)以前在(zài)温州市工人文化宫工作时,常常(chángcháng)要带队去县里进行文艺交流,或者创作写生,每一次出门都要做好舟车劳顿的(de)准备。往北前往永嘉、乐清,需要在安澜(ānlán)亭渡口横渡瓯江,向南去瑞安、平阳、文成(wénchéng)和泰顺,也要在飞云江畔排队等车渡。如果要去外地,渡轮再转车到丽水或者金华的火车站。“以前有人开玩笑说,飞机从东半球飞到西半球了,而我们的汽车还在等轮渡。”黄瑞庚回忆,彼时(bǐshí)排队的车流经常有数百米长。
“温州死(温州话里与“水”发音相近)路一条。”这句俗语,曾是温州人对交通不便的无助喟叹。在瓯江(ōujiāng)上造桥(zàoqiáo),是温州人长久以来的梦想。1984年9月(yuè)25日,原先的梅岙渡口建起了第一条横跨瓯江的大桥,结束了两岸长期靠摆渡往来的历史。“瓯江大桥开通仪式上,两岸挤满了前来庆祝的人群。”当时(dāngshí),黄瑞庚带队的市(shì)中西乐队,在现场(xiànchǎng)见证了大桥的通车。回忆起当时的盛况,老人难掩激动。
万古天堑,已成通途。这座瓯江上唯一的“80”后大桥,也已经(yǐjīng)过了“不惑之年”。后来,瓯江上又(yòu)陆续建起多座大桥,如今共有13座公路桥、2座铁路桥(tiělùqiáo)。

温州的瓯越(ōuyuè)大桥 图源 视觉中国
对于渡轮客流的(de)变化,在瓯江“摆渡”了(le)大半辈子的老船长王震感触最深。1993年瓯北安澜航线开通时,刚满20岁的他就在轮船公司工作,见证了30多年来渡轮从(cóng)热闹到萧条的沉浮。
“以前有码头才会兴旺,一座码头就是一个城市发展的灵魂。”起初做售票员的王震(wángzhèn),目睹过每(měi)一个乘客(chéngkè)行色匆匆的身影。1997年7月1日,香港回归那天,当日客流量创下了7万多人次的最高纪录,作为售票员的他更是从凌晨四五点忙到了晚上(wǎnshàng)十点。
1998年考取船员证书,王震正式成为一名船长,开始瓯江两岸的“摆渡人”生涯(shēngyá)。可繁忙(fánmáng)的日子没有持续太久,他就迎来职业生涯中的第一次“大转折”。2000年8月11日,连接温州(wēnzhōu)市区、江心屿和瓯北的东瓯大桥建成通车(tōngchē),轮渡开始逐渐走向衰落。
“东瓯大桥通车(tōngchē)的那一天,船舱一下子空了一半。”王震(wángzhèn)回忆。后来,瓯江上每座大桥开通(kāitōng)的日子,王震都会仔细地记在家里的日历上。和这些日期相伴的,是轮渡客流量一次又一次的下滑。
尽管水上运输日趋没落,但安澜码头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(zhe)市民出行的(de)功能。但热闹的日子终究退潮了。如今,他(tā)和几位同事还坚守在这个岗位上。客少了,但水上的守望依旧。
渡口不仅是交通的节点,更是承载着无数人记忆与情感。客流减少后,那些曾经(céngjīng)辉煌过的渡口码头将(jiāng)何去何从?
渡口(dùkǒu)是最古老(gǔlǎo)的交通方式,温州市交通局港航管理中心安全处处长林海介绍,温州此前内河及(jí)沿海共有40个渡口,今年有9个渡口因客流锐减、设施老化、渡口搬迁(bānqiān)等原因停用,目前31个仍在正常运营。
如今,轮船公司共有56名在岗职工,但退休人(rén)员已经超过150人,员工(yuángōng)平均年龄超过50岁,“招不来新人,年轻人不愿意干。”
面对日益(rìyì)收缩的客流,转型成为摆在面前的现实选择。
在国内,轮渡的(de)(de)转型尝试已有不少成功案例。重庆曾经的朝天门轮渡,如今转型为“两江游”观光航线,成为游客夜游(yèyóu)重庆的热门项目。哈尔滨的戊通码头则被改造成文创市集,依托航运历史,发展“城市礼物(lǐwù)”产业。
江涛依旧,渡船(dùchuán)何往?永嘉(yǒngjiā)轮船公司也酝酿着(zhe)自己的“变形记”。“我们(wǒmen)一边提升基础设施,做好安全和服务,一边探新路,尝试用现有资源开发有码头特色的文创园。”马永驰(mǎyǒngchí)介绍。公司所在的码头占地面积(zhàndìmiànjī)27亩,包含办公楼、宿舍、候船室、机修车间、职工活动中心等,未来可以改造成码头文化展馆、创意咖啡工坊等,也可以引入相关主题的文创市集。
轮渡的交通价值在下降,但它的文化价值、旅游价值正在上升。“接下来,我们准备以码头为(wèi)锚,打造一个集航运服务、文旅休闲为一体的文创空间。”马永驰(mǎyǒngchí)告诉记者,目前,公司已对接相关设计团队和运营(yùnyíng)企业,洽谈(qiàtán)文创园区开发的关键问题。
“码头文化见证了温州的(de)发展,航线所处的正是瓯江的大通道、大动脉,文创园的开发(kāifā)具有很大的想象空间。”温州海事局瓯江海事处综合办公室主任吴海峰(hǎifēng)介绍,在客运航线安全的前提下,也乐见企业摆脱困境(bǎituōkùnjìng)借助瓯江的文化底蕴和区位优势,联动江心屿、古港遗址等资源,让企业实现从传统航运向综合文旅开发的转型(zhuǎnxíng)。

1921年(nián)的温州招商局朔门码头 采访对象供图
大桥飞架瓯江两岸,但数千年的桨声帆影未曾(wèicéng)远去。桥与渡的博弈,远非简单的替代关系。翻开黄瑞庚收藏的老照片,依稀记录着温州人古老的过江(guòjiāng)方式,曾经的渡口也在等待新的归舟(guīzhōu)。
瓯江奔流不息,瓯江畔的(de)朔门古港遗址,默默诉说着(sùshuōzhe)温州“千年商港”的辉煌历史,与之隔江呼应的江心屿双塔作为世界级古航标,共同汇聚(huìjù)起温州的古港文化。而依托古港文化,两岸的渡口故事如何书写,正期待着新的笔墨(bǐmò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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